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中心->理论争鸣
论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从香港陪审团制度谈起
发布者:更新内容用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7日 浏览:11938 次

论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从香港陪审团制度谈起

 

杨文婕

 

论文提要:陪审制度的问题在审判工作中一直很突出,长期以来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受重视,人民陪审员人手不足、陪而不审、管理混乱等乱象层出不穷。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陪审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旨在通过引入香港陪审制度,进一步探讨内地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香港陪审制度与内地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法律渊源、适用范围、选任模式、运行机制及奖惩机制,分析香港与内地陪审制度的优势与弊端,进一步得出优化内地陪审制度的方法。

香港与内地的陪审制度各有优劣,其根本不同在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律思想与价值差异。由于香港的法律体系属于英美法系,而英美法系本身具有较长的陪审制度历史,其实践经验相对比较丰富;近百年来,香港又在实践陪审制度的过程中融合了许多本地特色,所以香港的陪审制度中有许多值得内地借鉴的做法。具体为:选任模式成熟、适用范围具体、随机性运用充分、管理得当等。

结合我国陪审制度的现状,本文对内地陪审制度的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立大数据库,扩大选任范围;2、缩小适用范围;3、明确陪审职能,强化监督作用;4、优化管理模式。(全文共7142字)

关键字: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主要创新观点:借鉴香港的陪审制度,结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1、建立大数据库。将大数据引入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以海量的数据规模、科学的数据分析优化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过程,并最终实现人民陪审员选任的普遍性与随机性。考虑到内地人口众多的问题,还应在实践中进行区域化管理,以基层法院的辖区为试点,逐步实现数据的整合与共享。2、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机制。缩小陪审制度适用范围,特别要明确到具体案件类型;尝试  区分陪审员与法官的职能,将陪审员的职能限定为仅对事实进行裁判。在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引入“陪审团”,代替简单的多数裁决方式。3、探索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将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与普法宣传结合到一起,更好的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作用,体现司法民主的价值。建立陪审员“责任清单”,完善陪审员奖惩机制,增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群众认同感,最终实现其司法价值。

 

 

陪审制度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和罗马,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则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英国。经过几千年的演变,陪审制度至今一直为各个国家所沿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内地的陪审制度则始于清末,作为我国司法民主的保障,经历了一系列存废的兴衰过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转变、案源的增加,现在的陪审制度似乎走入了令人尴尬的境地。此时,作为普通法系在中国的实践-香港地区的陪审制度就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这种一定程度上两大法系在中国的碰撞将给当下陪审制度的改革注入新的血液。

一、香港陪审制度与内地陪审制度的异同比较。

各个法系的陪审制度其内核基本一致。陪审制度最早被称为“自由的保障”,其率先把民意引入法庭,避免了司法权力的蛮横专断,扫除了法官的部分“职业偏见”,成为保障司法程序与实体公平公正的一扇窗口。陪审制度在适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都具有相同的普遍价值,不因制度设计的不同而有所偏颇,这也是陪审制度广泛能够应用于各个国家的根基。许多人感叹在现今这个效率为王的时代,陪审制度在我国已没有延续的必要,应该尽早废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的确存在很多缺陷,但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设计仍存在一定问题,如果因为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而去否认陪审制度的意义无异于因噎废食。另外,保障效率坚决不能以牺牲民意为代价,陪审制度是保障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民主形式,这在提倡全面依法治国,人民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则更是如此,这就更有赖于一个完善的制度设计将陪审制度的内涵充分发挥出来。

香港陪审制度与内地陪审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沿革差异。香港自1843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逐渐脱离大陆法系,基本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血统,几乎成为英国法律体系的“克隆”。香港的陪审制度也是在吸收了英国的陪审制度的精髓之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本土化才渐次发挥作用的。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基本法》第86[1]又对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进行了原则性保留。这样的历史起源及发展过程使得香港的陪审制度带有浓厚的英美法系色彩,并基本“照搬”了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陪审制度所确立的基本规则。

内地的陪审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1906年的《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中拟定了实行陪审团制度的条文,但未及施行。这和陪审制度在中国法学界没有历史传统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陪审制度在内地甫一现身便具有舶来品的意味。直到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了《参审陪审条例》,才拉开了我国陪审制度建立的序幕。内地现行的陪审制度更多的借鉴和模仿了苏联以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虽名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实际更趋向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

2、法律渊源差异。香港陪审制度的法律渊源主要为《基本法》与《陪审团条例》,在《高等法院条例》与《死因裁判官条例》中也有补充体现。其中,《陪审团条例》更是在1854年的《陪审团及陪审团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多次修订而成[2],内容十分详尽。而内地则没有系统的陪审制度单行法律条例,在根本大法《宪法》中也没有相应依据,只在三大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中以散见条文的形式予以体现。2004年出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目前这一领域较为完备的法律依据,但仍较为笼统,没有对陪审员的具体权利义务作出细化规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香港的陪审制度的法律渊源更为权威,也更为系统、细致,可操作性也更强。

3、陪审适用范围差异:香港的陪审制度只适用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死因裁判法庭,其范围虽然十分狭窄但是却十分明确,因此需动用到陪审团来参与审理的案件均为会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大案要案”。

而内地的陪审制度则适用于[3]一审中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但是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界定以及是否准许原告申请的标准都没有细化的规定。现实中这样的自由裁量权往往落于各个法院,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各个法院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这极易造成合议庭组成的混乱,也会让陪审制度陷入形同虚设的泥沼。

4、陪审员选任模式差异:香港的《陪审团条例》对于陪审员的选任有着十分详细的规定。任何年龄已达21岁但未达65岁的香港居民,在具有正常的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有能够明白法律程序的语言知识即能作为陪审员参与庭审。在大基数的选任范围前提下,该条例还有对豁免[4]出任陪审员的相关规定,将行政会议或立法会议员、部分公职人员、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予以排除,最大程度的维持陪审团名单的普遍性与公平性。陪审员名单在确认下来之后,将在宪报刊登,并由司法常务官书面送达符合条件的人选。刊登名单后的14日内为异议期,任何人可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要求增删陪审员名单。凡有需要召集陪审团时,以随机抽选的方式从陪审员名单中选出由法官所指示人数的陪审员,组成陪审团小组,随后等候传召。在个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陪审团的人选组成均可提出反对意见。在公诉案件中,被告更可无须提出理由[5]而反对不超过5名人士出任陪审员。

内地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模式则相对复杂,首先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如年满二十三周岁,并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等,然后由基层单位或组织向基层法院推荐,或由本人申请,在经过基层法院及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查之后,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最后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内地对于陪审员的豁免也有规定,但仅排除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执业律师。不难看出的是,在经过层层筛选之后,最终入选陪审员名单的公民少之又少,更达不到逐年上升的案件数量对陪审员的需求;而陪审员名单的确认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基层法院主导,有违陪审员制度为保障司法公正性与普遍性的设置初衷。双方当事人对于陪审员的异议也只有通过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才能提出,其最终决定权也在法院手中。

5、陪审运行机制差异:香港陪审员为“一案一选”,在个案开始审理前于法庭公开在陪审团小组间抽选。陪审员审议案件以多数裁决为原则,但其仅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即通常意义上的“有罪”或“无罪”,没有权利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考虑到陪审员的学历、阶层各不相同,对于法律的理解、运用能力也不同,但其作为一个“理性人”,即reasonable person[6],被期待可以对案件的事实作出符合常理与公序良俗的判断。这种对陪审团权利的限制和普通法的内核息息相关,其合理性也被视为普通法的精髓之一。结合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裁决,法官在运用专用知识以及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之后,作出的最终裁决往往更接近于一般社会人的价值观,也更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内地的陪审员的裁判范围则较为宽泛,其对案件的事实、法律适用均有权利作出裁决。事实上他们在庭审中享有与法官基本一致的权利。这种制度看似赋予陪审员们很大的权利,但因为庭审仍由法官主导,陪审员又缺乏相应法律知识,所以他们在参与案件审理时基本以法官的意见为准,很少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特别是遇到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案件,陪审员更是如局外人般插不上话。也正是因为没有区分法官与陪审员的审判职能,陪审员对于自己在庭审中起到的作用没有清楚的认知,久而久之“陪坐”的现象就成为了常态。而内地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五年,许多陪审员甚至身兼法院的行政工作,成为各个庭室专用的“职业陪审员”,这无疑更削弱了陪审员的作用。

6、陪审员奖惩机制差异:香港陪审员可获得一定金额的津贴,津贴额也会在宪报公示。与此同时,缺席或未经准许而退席的陪审员也将被处以罚款,严重的还将以藐视法庭罪而受到刑事处罚。为了使陪审员能够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参与庭审,《陪审团条例》更是对因雇员担任陪审员而歧视雇员的雇主作出了处罚规定,可对其处以高额罚款及监禁三个月。这样赏罚分明的规定使得香港的陪审制度在普通民众中拥有很高的认同度,许多陪审员在行使陪审权利时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还能从陪审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得到法律知识的普及。而因为陪审制度狭窄的适用范围,津贴的发放也不会给财政带来过重的负担,这也是陪审制度在香港得以持续实行的一大重要原因。

内地的人民陪审员也能就因参加庭审获得相应的交通、就餐补助,补助金额多寡的决定权一般也在各基层法院及同级人民政府的司法机关,尚没有公开的参考标准。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可惜的是内地对于因参加陪审而克扣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的雇主没有惩罚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对陪审员制度缺乏认同感,甚至认为参加庭审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的无意义的事情。

二、内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考察

目前,人们陪审员制度在内地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陪审员数量紧缺。近年来,由于基层法院收案量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一审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如各类公告案件、标的额较大的民事案件以及部分刑事案件。但许多法官在办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又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陪审团的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程序无瑕疵;但另一方面,合议庭组成相当耗费时间,陪审员的增加数量与与日剧增的案件数量相比确如杯水车薪,安排日常陪审工作越来越成了一件令法官头疼的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许多基层法院的庭室甚至都有了自己“专用”的陪审员,但这些陪审员往往还承担着法院的一些司法辅助工作,他们在长时间的陪审工作之余还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这些陪审员中对于陪审工作也颇有怨言;临到开庭时间却还找不到陪审员“作陪”,而到各个庭室借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人员调配上的不合理不仅对保障司法效率没有益处,更易打击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而要让陪审员充分发挥民意则更是异想天开了。

2、“陪而不审”成为常态:法官不是全知的、万能的,设计陪审员的初衷就是要由各个阶层的普通人运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填补法官的认知空缺。拥有审判经验的法官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经验麻木感”,极易用“习惯性思维”去处理“类型化”案件,这时候就亟需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理性人去破除经验主义的壁垒。然而这样的“理性人”价值在内地陪审制度中却没有得到落实。越来越多的陪审员只是作为保证案件程序无瑕疵的“工具”,他们在庭审前不翻阅案卷,不了解案情;在庭审中则是被动的“倾听”,其原本被赋予的在法庭上提问发言的权利也流于形式;在庭后更是不参与合议,更有甚者在判决书上草草签名就算完成了任务。不遵守法庭纪律,随意行使陪审权利的陪审员也大有人在。当然,有些陪审员们也想积极的参与到庭审过程中来,但由于其缺乏法学基础知识,只能对一些浅显的事实与法律问题作出判断,而这些判断从法官的角度来讲又不那么具有参考价值,为了保障案件的审理质量,他们的意见也就往往得不到法官的重视。有些基层法院甚至因为案件数量的激增而省去了合议庭评议的过程,即便有评议过程也多为走走过场。这不仅逐渐淡化了陪审员对法官的监督作用,使得陪审员成为了合议庭的摆设,也降低了合议庭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司法权威。坦率的讲,对于这种是否起用陪审员只会对程序的开展本身造成影响的制度,其为何遭人诟病、甚至被要求废除也就不难理解了。

3、陪审员管理混乱:由于陪审的作用式微,以及陪审员的编外人员身份,其管理工作也很难受到各法院的重视。而由各法院直接参与陪审员的挑选或审查,似乎也从本质上揭示了陪审员的监督作用为何江河日下。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针对陪审员设计完备的培训机制,许多陪审员对于自己在庭审中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虽然陪审员们是以一个普通“理性人”的姿态加入到庭审中来的,但其还是应当对基本的法律知识与程序有所了解,如果连自己的权利义务都不明晰,又遑论让其按照法律的规定参与其中呢?另外,随着“陪而不审”的现象成为常态,法庭对于陪审员的“要求”也在逐渐降低,似乎人到场了就基本完成任务了;陪审员们的工作没有量化的评判标准,尽职与否更是无从谈起。

三、完善内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启发

    在分析了香港与内地陪审制度的异同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的陪审制度也必然存在许多弊端,而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遵循法律理念的根本性不同。这种基本理念的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在当下,大陆法系的法律理念在我国内地显然更符合国情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坚定的拥护已有的法律体系,借鉴香港及其他国家在陪审制度中的优秀设计,为我所用,完成司改进程中陪审制度的华丽转身。

    1、活用大数据,扩大范围,科学选任。香港的陪审员初始名单来自于人民入境事务处,其拥有较为完整的香港居民信息资料,司法常务官则根据这些资料制作陪审员名单。内地人口众多,针对目前陪审员数量欠缺的问题,则可以由各辖区司法机关协同其他部门或组织牵头建立大数据库,根据本辖区内的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及案件数量科学扩大陪审员的选任基数,将符合陪审员条件的公民都纳入到该数据库中,并实现数据共享。这样不仅能使得司法机关掌握本辖区陪审员们的一手资料,还能实现电子摇号、机器分派,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行使他们的陪审权利,同时减少法院对于陪审员人选的干预,真正从源头上保持人民陪审员选任的民主特色,真正实现选任的“随机性”。另外,为了让陪审员的组成更具普遍性,内地陪审制度还应逐渐放开对陪审员学历的要求。这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也有所体现,其将以前要求的大专以上文化学历降为高中以上文化学历,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2、缩小陪审案件适用范围。实现陪审制度的意义并不需要一味的扩大陪审制的适用范围,相反在有典型意义的案件中将陪审制度真正落实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考虑到陪审制度的成本与司法程序的效率问题,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应当适度缩小。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对可以由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作出明确的规定,甚至可以具体到案件的类型与涉案标的额,而不是笼统的让各级法院去自由裁量。鉴于内地尚未废除死刑,因此在死刑或重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制度也极有必要。因为这类案件通常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与敏感度,陪审制度的适用能够体现执法者对法律的慎重与生命的尊重。在缩小了陪审的适用范围之后,再对陪审员的选任进行“一案一选”[7]就显得更具操作性,既不会为财政造成过重的负担,也不会影响司法审判工作的正常运行。

3、明确陪审员职权范围,强化陪审员监督职能。为了更好的发挥人民陪审员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在庭审中的作用,内地可以考虑逐步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制度,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8]。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还可以对陪审员就案情或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但不能阻碍陪审员行使独立判断权。在案件评议过程中,对于一些案情特别复杂,又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还可以引入类似香港的“陪审团”,以整个陪审团的名义对案件进行事实的裁决,并采用陪审团隔离制度[9],进一步弱化法官以及社会舆论对于陪审员的影响,让民意“发声”。

4、探索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人民陪审员作为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的必要环节,其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管理模式。各法院应当组织专门人员对陪审员进行管理,组织他们在开庭前进行阅卷,确保他们在庭审过程中能参与评议。对于“固定陪审员”的乱象更要下大力气破解,缩短陪审员的任期,逐步向“一案一选”靠拢,坚决向实践中的连选连任说不。尽管“案多人少”的尴尬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但是决不能以牺牲民意为代价来取得表面的司法效率。各级法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组织陪审员进行基础法律知识的培训,可以通过印发普法小册子、进社区宣讲等方式,让陪审制度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充分调动群众参与陪审工作的积极性,让越来越多将来可能进入陪审员名单的公民对陪审员制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组织陪审员培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不仅能增强普通民众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认同感,还能帮助陪审员更好地了解庭审的过程,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有赏必有罚,完善陪审员的奖惩制度也是管理陪审员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既要保证陪审员津贴的落实与公开,一方面也要对陪审员的工作提出要求,可以结合法律规定与本辖区的特殊情况拟定陪审员责任清单,让陪审员更加明确其权利与义务,“有所为更有所不为”,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对陪审员的科学管理,更能培养陪审员的责任意识。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信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内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能逐渐兼顾效率与公平,真正成为司法公正的象征之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八十六条: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

 

[2])赵培显:《香港与大陆陪审制度比较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4月第30卷第4期。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

 

 

[4])《陪审团条例》第5条:豁免出任陪审员。

[5])《陪审团条例》第29条被反控人反对陪审员人选。

 

[6]resonable person即“理性人”:普通法体系中所拟制的、具有正常精神状态、普通知识与经验及审慎处事能力的想象中的人。理性人,并非实有其人,法律只是把它作为抽像的、客观的标准,以确定注意的程度。该词常用于侵权行为法和刑法中。载http://lawyer.get.com.tw/Dic/DictionaryDetail.aspx?iDT=73333       201671日访问。

[7])胡蓉:《我国内地人民陪审员制度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陪审团制度比较》,《太原大学学报》20123月第13卷第1期总第49期。

 

[8])《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五点。

[9])姚秀兰:《香港陪审团制度及其对我国内地的启示》,《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

浙ICP备1105047号 Copyright 2013-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策划制作 合众软件


公安部备案号 33010402000441
微信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