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中心->理论争鸣
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研究——以基层法院为切入点
发布者:更新内容用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7日 浏览:12774 次

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研究

  ——以基层法院为切入点

论文提要:

在此次司法改革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审判人员分类改革和法官员额制。法官员额制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自然结果,是通过对法官群体的重新洗牌来实现法官职业化。正因如此改革的阵痛将会集中体现在未入额法官这一群体上。鉴于当前法院各岗位的权限责任尚未明晰,法官助理在法律上仍未正名,加之改革所拨动的又是大多数人员最为敏感的神经——法官身份,如何引导未入额法官找准自我定位,鼓励其发挥所长,协助法官高效公正地审理案件,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这一点在基层法院显得格外迫切。近年来因经济形势下行,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合同、破产清算、重组类案件数量激增。无独有偶,因受其余波冲击传统民事案件案件、刑事案件数量也呈上涨趋势,比如离婚案件、物业纠纷案件、诈骗案件、盗窃案件等。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较为繁华地区的基层法院单月内立案近千件已颇为常见。面对如此强劲的案件大潮,探究基层法院的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就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将从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研究的必要性入手,厘清现行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存在的相关问题,通过对国外的法官助理制度的比较分析,以期构建一个可行的协助办案模式。全文共7261字。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以审判为中心,基层法院为切入点,探索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的构建。法官员额制是我们司法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在保障员额法官利益的同时,还需考虑未入额法官的“软着陆”问题,否则会引起司法系统的动荡,甚至导致部分法官的出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谨慎前行,思虑周全。笔者通过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审判辅助制度比较分析,发现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的基础是职能权责的界定,因此呼吁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早日在法律中确立,为未入额法官在案件审中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另外,本文根据未入额法官的群体特点,让他们在协助办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长期不在审判一线的未入额法官,可让他们负责案例分析编纂。这些法官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相关工作,文字功底深厚,分析能力出众,对案例编纂有独到之处;位居审判一线的未入额年长法官,应将他们充斥在调解等多元纠纷体制中,为法院ADR解决机制的构建贡献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调解才能;至于在审判一线因资历、年限等因素未入额的年轻法官,应让他们在审前程序和简易案件中施展才华,利用他们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优势,让案件繁简分流程序切实发挥作用,保障法官职业化的发展。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以来,司法改革逐成蔚然之势,现已经进入深水区,并准备在全国范围整体铺开。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是本轮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并期望以此来达到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到到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涉及到体制、机制、程序改革等环节。就法官员额制来讲,通过遴选,法官比例将保留在39%上下。法官员额制的理论优势与实践特征为法官的精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对于提升法官素养、塑造法官正义形象、增强法官的职业尊荣感、提升法官职业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①]但在案件呈井喷之势的现状面前,法官职业化必定需要大量的审判辅助人员的协助方能推进。与此同时,未入额法官或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或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因在改革中失去其原来的舞台,而心生迷茫。如何充分利用这份宝贵的财富,是我们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根据涂尔干的说法,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②]由此可见,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没有哪个行业可以单凭一个主体的力量去完成,将内部事务进行区分然后由不同的人分工协作完成,是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在审判领域的集中体现。法官职业化是将法官精英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法官从繁琐的事务中脱离出来,集中处理疑难复杂案件。之所以进行改革,是因为先前采用的审判事务混合模式只适用于司法任务较轻的时代,比如欧洲的中世纪。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新问题会层出不穷,案件类型也千奇百怪,法院的收案数量同时水涨船高,这就要求审判事务采取分离模式,走上法官职业化的道路。分离模式第一步将审判事务和辅助事务进行区分,第二步将审判事务内部的不同内容和辅助事务的不同内容再次区分,继而分配给法官、法官助理和各类不同的辅助人员。未入额法官因身处法院,就法院事务了解方面,比新晋法官助理更胜一筹。加之部分未入额法官在改革前有承办案件的实践经验,对案件争议的归纳、调解乃至审理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改革推行之时,引导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无异于为法官职业化注入一针强心剂。

其次,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是缓解案多人少的有力举措。近年来,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和逐渐高涨,通过法院进行权利救济成为相当普遍的做法。作为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论案件的标的、影响是否重大,法院都必须依照法律和事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在数量不断上涨的案件面前,各地法院开始探索解决方案,有以调解见长,有凭速裁程序创新。尽管如此,基层法院人均结案两百余件仍是常态,部分法官因此体力透支,甚至身患重病,自顾不暇,司法系统由此显得老态龙钟,不堪重负。然而纵观世界,又会发现审理案件数量更为庞大的国家大量存在。比如,2012年日本审结案件3090121件,法官2686名,人均1150件;美国州法院民事案件审结总数23064000件,家事案件4805000件,人均审案2742.1件;德国普通法院审结2902774件,法官12930名,人均224.5件;我国香港在201380位法官审理64609件,人均807.6件。[③]在如此重负的情况下,国外的司法系统仍能快速运转的原因正是诸如事务官、法官助理这些审判辅助人员的存在。将未入额法官充斥到审判辅助团队中让其施展其才能,是抵挡并疏导案件洪流最有效的方案。

再次,未入额法官是司法改革平稳过渡的主力军。改革必然带来动荡,而众所周知法律的生命线就是稳定。法官员额制动的是法院规则制定者手中的奶酪,这些法官抑或因业务能力突出被选调管理部门,抑或在学术研究方面独领风骚被调离审判岗位,又或者是身负多年的办案经验而见多识广。尽管在当前的员额考试中他们未能脱颖而出,但他们多年树立的权威和积攒的人生经验,能够很好地引导一批人,尤其是在改革动荡时间。反之,若在撤掉他们原有的舞台的同时,又没有依据以审判为中心,将他们团结在法官周围,他们轻则心生愤懑,悻悻离去,重则成为司法改革的阻力,变成阻挡改革的一道坚实的壁垒。

最后,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是人尽其才的必然要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将自我的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通俗点讲,就是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未入额法官不论未入额的原因是哪种,有一点都是相通的,即浓厚的法院情结。围绕案件审理开展工作是他们当初进入法院的初衷,虽然能力各异,但这不并影响他们顺利开展法院的其他工作。另外,未入额法官与毕业生不同,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办案经验较为丰富。引导他们协助办案,可以让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不至淹没在岁月中蒙尘生锈。好的社会分工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进行,为个人能力提供广阔的平台。结合未入额法官的群体特点,将他们构建在协助办案的模式中是通向人尽其才的一条大道。

二、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存在的问题

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因未入额而积极性受挫,产生惰性。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审判,是代表法律对社会的各种纠纷进行处理,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审理案件是法官开展工作的内在动力,即便在难以负重的基层法院法官眼中,因其工作涉及到公民的切身利益,会对社会的规则产生影响而自动忽略了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甚至能够做到苦中作乐。司法改革后,未入额法官不能单独对案件进行裁判,不能在判决书上署名,法官身份的丧失无异于对他们进行了釜底抽薪。虽然他们的职业风险大为减轻,但与此同时职业的尊荣感、使命感,连同裁判带来的神圣感也随之消失殆尽。这种失落和打击无异于钢琴家失去了他灵活的手指,运动员取消了比赛的资格。因此,未入额法官的办案热情普遍下降,幸福指数低,尤其是从法官到法官助理角色的巨大落差,令其难以调适,面对案件出现冷漠甚至推诿的现象。与此同时,因无权限也无责任,让他们又从另一方面纵容了自我松懈拖延的行为。波斯纳曾经提出,司法程序的目标从经济上看是为了减少错误判决的代价和直接的程序代价,以求司法效率的最大化。[④]这就要求法院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开展进行,绝非拖延时间,对工作不闻不问,未入额法官低迷的情绪让工作陷于停滞不前的泥沼,与司法效率的目标背道而驰。

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的第二问题就是年轻的法官难以调动年长的未入额法官。法官员额制选拔的是业务能力和专业能力,依据此标准部分优秀的年轻人会脱颖而出,这也是司法改革“能者上庸者下”的改革目标所带来的自然结果。但未入额法官中不乏年长经验丰富的法官,权威性高的领导。由于法院的审判一线长期处于法院系统的底层,加之审判经验多是通过一带一学徒式进行传递,许多年长的法官是年轻法官的导师。改革后司法系统以审判为中心,让法官站在金字塔的顶尖,负责任务的分配,从而促成整个团队的运作。这对年轻的团队负责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总体来说,在团队领导方面年轻法官难免力不从心,不如年长者得心应手。根据社会学的关系支配理论,在关系支配中个人之见的互惠、依赖、相互关联处于主要地位,个人本身的因素处于次要地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人类的可利用资源能够充分满足社会的绝对需求。[⑤]在有限的法官资源中,找寻最有成效的路径成为法治建设的不二选择。习惯于引领年轻人的年长法官面对年轻法官的任务分配往往装聋作哑,心生不服,执行力度大打折扣甚至置之不理。

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易引发离职潮,造成人才流失。未入额法官不能作为法官群体存在,但也不能直接归入书记员团体,协助办案时只能纳入法官助理的法官助理团体中。但法官助理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并没有完善的考核晋升等配套制度,甚至在法律上没有名分。《人民法院组织法》定义了法官、书记员等,但未涉及法官助理。《法官法》将法官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较清晰地规定了书记员的职责,但法官助理在法律上却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对法官职责的界定仅针对试点法院的探索,范围有限。虽然法官助理制度也大致肇始于1990年,却因推行之初采取的是强行转换助理审判员的方式而遭到各种顶层体制的制约和系统内部的抵制。这是因为法官助理的改革最开始不是基于职位工作性质差异的需要,而是单纯考虑降低法官人数。也正如此,法官助理在我国的法律上至今仍未正名,待遇薪酬以及考核也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未入额法官进入这一团体,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困惑,引发部分法官离职浪潮。一名资深的法官在实行司法改革之前曾讲过:“司法改革若能入额,让职业风险与职业收入项匹配,则坚持下去;若不能入额,进入前景不明的法官助理行列,倒不如走出法院。”虽说我们要坚守信念,但前提是有看的见的希望存在。法官助理不甚明朗的职业发展,让已入中年的法官感到迷茫,无法安心工作,萌生去意。毫无疑问,资历是成就优秀法官必不可少的因素。因对前景不明的担忧而迫使部分法官的出走实属我们法院的一大损失。

三、国外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的比较考察

(一)英国

在英国,法院系统的司法辅助人员有两种:一是准法官型的助理法官,一种是其他类型的法官辅助人员,这些辅助人员里面包含法律助理。除一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外,助理法官承担着与法官类似的开庭任务。英国法院系统设置的主事法官,职权范围非常广泛。除不能行使法官在非公开开庭所享有的审判权外,几乎可以行使其他所有的权利。具体来讲,在开庭前,主事法官负责当事人提交相关文件,确定案件争议焦点,开庭排期,在特殊情况下决定案件在一定时期内审理等。至于法官助理,英国一般由资深的律师担任,最开始在商事法院率先尝试。由于法官助理能将商事案件复杂繁琐的庭前工作准备妥当,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调查研究服务,得到英国法院的大力推广。但据英国法学家伍尔夫的观点,皇家法推广法律助理应增加相应的预算。而且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应依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聘用法律助理。可见,在英国承担法官审判辅助业务的人员集中在助理法官身上,依靠他们将法官从繁重的任务中解脱出来,至于法律助理只是部分法院依据自身情况而采取的不同措施。

(二)美国

    美国的司法辅助人员的形态更为复杂。除了数不胜数未被计入正式司法体系的小额法庭或治安法庭中审判小额案件的治安法官外,和英国的主事法官一样,美国有自己的审裁官、书记官、法官助理以及联邦上诉案件协助案件处理的幕僚律师等。审裁官在司法辅助体系举足轻重,他们是经过特殊任命协助法庭诉讼事务处理并享有部分事务裁决权的司法官员,诸如调查取证、对证据开示的争议等审前事项作出裁定、签发监督令状、收取诉讼费用、以及计算利息、估价年金等诉讼相关事项。至于法官助理,一般是法官的私人助理,这一性质与法官助理制度的起源相关。18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勒斯·格雷聘用了一名法学毕业生作为自己的法官助理,随后法官助理制度在美国逐步发展并日臻成熟。美国法律对法官助理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规定,法院可以依据自己的审级决定法官助理的数量。法官助理在美国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还被赞为“批评者、启发者和协助者”。这些法官助理主要帮助法官查阅资料和案例,负责法律文书的起草,在法院系统充当智囊团的作用,同时为相互独立的法官之见搭建沟通的桥梁。对于大法官来讲,因为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判决需要他们自己做出,所以他们的法官助理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在侧重法律问题审查并以书面审为主的上诉法院法官助理又显得极为重要。

(三)德国

随着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案件内容日渐复杂,审判人员的严重不足与诉讼拖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德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逐渐发展出司法辅助官制度来分担审判官的压力。最开始是通过记录官来分担法官审理压力。1909年,德国将诉讼费用的确定与督促程序下发出假执行宣告赋予记录官行使,这一权利之前专属法官权限。1921年,进一步授权记录官可发出支付命令、作出附条件的执行文,甚至替代法官就债权和其他财产权的执行进行裁判。之后,于1923年设立司法辅助官,代行部分法官事务,并于1957年在《宪法》中正式确认其法律地位。后经1969年的改革,再次扩大司法辅助官的权限。[⑥]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司法辅助官的权限主要集中在非诉案件的程序领域,甚少涉入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领域。且与法官之间是相互平行的两个序列,并非法官的助手,两者的权限几乎不可能发生交集。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辅助官制度相对稳定,有自己的培训渠道,人员均属国家公务员,带有明显的职业专门化痕迹。这一点与日本的书记官制度极为相似,但不同的是日本是旨在法官依照法律并遵循法定程序,对书记官在辅助权的权限范围内发出指令,二者权限有交叉。德国巧妙地规避了审判职与辅助职之见职责不清、工作不均衡的风险。

(四)法国

法国将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清晰划分,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1975年法国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专门的审前事务官来负责庭前准备工作,在审判业务分离模式中,法国的庭前程序设计堪称精品。通过庭前事务的处理来分流案件,让审判法官得以摆脱杂物。审前事务官全权负责庭前工作,包含:(1)督促当事人双方及时递交相应证据和交换诉讼请求;(2)监督证据鉴定及调查取证工作;(3)引导当事人对一些事实不清的问题进行详尽说明;(4)处理准备程序过程中出现额妨碍诉讼、管辖权异议、现场勘验等附带诉讼问题。经过庭前准备,审前事务官宣告庭前程序结束,将案件移交庭审法官审理。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英美法系因采取的是集中审理模式,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中均有大量地工作由司法辅助人员进行操作,包含程序事项、实体准备、案件分流以及文书撰写。大陆法系国家将庭前程序和庭审程序进行分离,德国注重对审判职和辅助职之间的权限进行划分,法国注重以程序的节点进行划分。两大法系虽做法各异,但均在法律制度上承认辅助法官的地位,给予相应的权限,有些甚至分享了部分审判权限,并将其建立在职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职业类别,这一点对我国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的模式构建颇有裨益。

四、我国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模式探究

针对我国未入额法官的突出问题,在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后,笔者认为构建未入额法官办案协助办案的前提是对法官助理和法官之间的职能、权限、和责任进行界分。正如傅郁林教授所讲,“法官员额制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如果颠倒了这个逻辑顺序,将触动利益的人事关系改革置于明晰各岗位权限责任之前,就会引起一场无序的利益混战”。[⑦]审判职位与辅助职为之间的权责划分最有效的方法是确立规则。在法律制度尚未正式确立之前,我们可以从司法实践中探索划分方案并在具体运行中进行检验,从而找寻合适的划分途径。笔者认为,结合基层法院案件层次多类化、案件类型重复率高、总体基数大的特点,可以让未入额法官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协助办案。

关于长期不在审判一线的未入额法官,可让他们负责案例分析编纂。他们多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相关工作,文字功底深厚,分析能力出众,又从案件审理出身,对案件的关键点把控十分敏锐。由他们负责典型案件的收集及整理,可为法官们审理案件提供相应的资料参考,便于法律生命的延续。而且他们通常用词考究,语言精妙,能让法官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又汲取了鲜活的营养,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与年轻法官配合中合作不畅的局面。

关于审判一线未入额的年长法官,应将他们充斥在调解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对案件进行分流。基层法院主要以便捷、低廉的亲民司法为导向,而非规范、专业的精英司法。意大利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指出:“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够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的人可以接近”。[⑧]这一点在基层法院体现得更为深刻。年长法官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人情世故较为了解,善于抓住双方的心理诉求,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调解。就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就有一名明星调解法官,经他调解的案件成功率极高,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令同事们钦佩不已。这些法官一方面对法律知识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对人情风俗洞悉练达,在调解中往往游刃有余。

关于审判一线未入额的年轻法官,应让他们在审前程序和简易案件中施展才华。这些法官通常年富力强又科班出身,有把控案件的能力,但因资历较浅、工作年限不够等原因未能入额。针对基层法院案件重复率高、所需自由裁量权较小的特点,可让这些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和简易案件。就庭前程序而言,可借鉴法国的做法,让他们负责案件分流、证据开示、事实调查、证据鉴定及附带诉讼问题的处理。就简易案件而言,比如金融借款纠纷、物业合同纠纷等数量庞大但法律关系清晰的案件,可交由这些法官处理。小额、速裁类案件也应交给这些法官审理。不过因司法改革后未入额法官在裁判文书上没有署名权,这些简易案件的处理还需在法官的监督下完成。至于有些学者提出,将派出法庭改为轻罪法庭、小额法庭,在限定其受理的案件类型、审理程序、权限范围后,让未入额法官来负责也不失为一种良策。未入额法官虽然失去了法官身份,但鉴于其身份特殊性,仍应在工作中给予其一定的权限。



(1)杨知文:《中国司法的内部人员构造:改革立场与现实进路》,《河北法学》2013年第1期,第5页。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6页。

(3)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14页。

(4)POSNER R ichard A:<<A  E conom ic A pproach to Leagal  Procedure and  Judicial A dm in istration>>,<<Joumal of  Legal Studies >>,1973年第2期,第96-99页。

5)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忠民、王奔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16页。

(7)傅郁林:《以职能权责界定为基础的审判人员分类改革》,《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12页。

(8)张靖波:《从优化基层审判组织的视角看独任审判改革》,《法律适用》2010年第2期,第32页。

浙ICP备1105047号 Copyright 2013-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策划制作 合众软件


公安部备案号 33010402000441
微信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