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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基层司法的二元形态——以城南派出法庭的离婚案件处理为例
发布者:更新内容用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7日 浏览:11530 次

当前乡村基层司法的二元形态

——以城南派出法庭的离婚案件处理为例

论文提要派出法庭是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一般情况下是由当地的基层法院根据自身的区域面积、人口密度等情况来设立。派出法庭对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拥有法律约束力。从派出法庭的设立依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派出法庭与基层社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如经济水平、政治形势、文化氛围等因素都会在无影无形之中对派出法庭的司法实践发生作用。作为最近距离接触基层社会的一种司法机构,派出法庭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基层社会的变化。因此,在我们对基层社会的司法实践进行考察时,派出法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城南派出法庭中,婚姻案件在案件总量中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法庭对婚姻案件的处理实践来思考派出法庭司法实践的特征与变化。本文详细描述了城南派出法庭中对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处理特点。处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裁定撤诉、调解和好、调解离婚、判决离婚和驳回诉讼请求。案件的处理过程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处理离婚案件时法庭会重视调解工作,也会当判则判;二是法庭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具体体现在夫妻双方对子女抚养权的争夺并不激烈、夫妻双方享有更大的婚姻自主权两方面。全文共8726字(含注释。)

 

主要创新观点:城南派出法庭处理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包括治理化形态和法治化形态。在一些案件中,法官会运用各种各样的调解方式,表现“高超的技艺”,案件处理以纠纷的实际解决为中心,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形态。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法官处理案件时会非常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案件以严格依照法律的方式得以处理,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法治化形态。

之所以会形成上述二元形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法庭运用调解等司法技术的资源变少,法官处理案件时需要更加依赖成文法的规定。二是法律规范的变化,法律规范的变化也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注重从法律规定出发,以上两种原因都使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法治化的形态。三是法院考评机制的影响,各项考核指标促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采取多种方法来规避各种风险以达到案结事了,此时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形态。

 

 

 

   城南派出法庭是湖北省S市人民法院的一个派出法庭。城南镇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湘鄂两省交界之处,总共有25个行政村、3个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在1998年底开始的派出法庭撤并浪潮中,市人民法院的所有派出法庭合并为6个派出法庭,市法院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每个法庭分管的乡镇,其中城南派出法庭分管2个乡镇,其它法庭都分管34个乡镇。

湖北省S市是典型的中部地区的县城,且城南派出法庭也不是位于市政府所在乡镇,经济不够发达,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部农业地区的派出法庭。法庭每年审理的案件一般是200多件,其中80%以上都是婚姻案件(主要是离婚纠纷,也包括少量的变更抚养关系纠纷和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其它案件总共只占不到20%。在这种背景之下,理清派出法庭中关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理解这种实践方式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入理解派出法庭的运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说,从城南派出法庭自2012年到2014年的诉讼档案和法庭调研状况来看,法庭对于离婚案件的常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裁定撤诉。根据撤诉时间的不同,裁定撤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受理案件之后、开庭之前的撤诉;二是开庭之后、宣判之前的撤诉。二是调解和好。出现这种判决结果的情形比较简单,主要是原告起诉之后,双方在法庭或者亲友的调解下和好、又没有写撤诉申请的。三遇调解离婚。调解离婚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主要是双方当事人最后达成了一致,一般在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案件中比较多见。四是判决离婚。在城南派出法庭对离婚案件的审理结果中,判决离婚出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五是驳回诉请。

派出法庭对于离婚案件的处理具有法庭审理的一般特征,比如审判中实行控诉、辩护、审判职能分离的制度等。除此之外,城南派出法庭对离婚案件的处理还有一些不同于其它时空中的法庭的特征:一是在实践中法庭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体现在夫妻双方对抚养权的争夺不激烈、夫妻享有婚姻自主权等;二是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庭会坚持调解优先、当判则判。

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夫妻双方对抚养权的安排,在实践中多数夫妻对抚养权的争夺都并不激烈。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尊重夫妻双方的婚姻自主权。婚姻家庭制度是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宗法与政治高度相关,是一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1],因此家庭除了在社会中的功能之外,还有政治功能,法律也是维护家族秩序与封建国家君主集权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2]。因此,当时婚姻的结合与离异并不主要以夫妻双方情感的存续与否、个体的意见、婚姻的实际状况等为依据。

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法工作的开展使得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理念在农村中家喻户晓,为很多不满于现有婚姻关系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窗口,增加了她们的勇气。二是经济水平提高之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在20世纪初,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男女差异不断缩小,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逐渐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比以前更高,也更有可能得到一份种地之外的“体面工作”。女性的就业不断扩大,当商议无法达成一致时她们更倾向于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3]

另一个特点是调解优先,当判由判。在实践中,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都会做调解工作,不过这种调解工作与过去相比也有不同之处。在城南派出法庭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实践中,法官确实会做一些调解工作,但是派出法庭对婚姻案件的调解出发点不一定是要全力促使双方和好,让这段婚姻关系维持下去,当法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这段婚姻已经基本无法挽回时,他们更多时候会做一些子女抚养、财产分配方面的调解工作。

贺欣的调研认为:“在离婚案件的处理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一次提出离婚请求时,如果法律中对其争议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法官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判决不予离婚,这样法官就可以迅速结案,不用去处理后续的财产分配等非常复杂的问题;当事人第二次提出离婚请求时,法官一般都会作出离婚判决,否则有可能遭到投诉或者上诉,这些都会影响到其职业生涯。”[4]城南派出法庭中的离婚案件处理方式与贺文的观察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区别就在于对于首次提出的离婚案件,法官一般不会仅仅为了避免夫妻财产和子女抚养权方面的分配就判决不予离婚,在大多数情况下,适量的调解依然是必经程序,除非有一方当事人态度坚决,坚持不接受法庭的调解。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在城南镇这样一个中部农业乡镇,经济不是很发达,大部分产生离婚纠纷的家庭中经济情况都不是非常好,需要分配的共同财产总量也不大。另一方面,因为离婚纠纷在城南派出法庭中是主要的案件类型,法官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上,所以即使要做一些调解工作,对法庭来说工作量也不会非常难以承受。但是因为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法庭的调解工作基本上很难联合社区、村干部等传统力量,法官进行调解工作的资源有限。虽然法庭在案件处理过程中重视调解,但是法庭也不会对案件进行无休止的调解,当法官认为案件需要以判决的方式结案时也会当判则判。“当判则判”一方面是法庭在调解无效之后的一种结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法庭与法官的考核成绩。 除了上述特征之外,从总体上来说,案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特征也很明显。

在城南派出法庭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与特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一些案件中,法官会运用各种司法技术以实现案件的良好社会效果,在此过程中正式的成文法规定可能让位于各种地方性规范,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形态。在另一些案件中,法官处理案件会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法治化形态。因此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二元形态。

强世功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出发论述了司法实践的治理化形态。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一种司法技术,它与共产党通过社会动员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其他技术有巨大的亲和性,而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拥有庞大的权力组织网络,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司法调解成为共产党可以利用的一种社会治理技术。法律于是超出了自身的范围,进入到整个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共产党将司法实践当作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场所。在这种权力配置体系之中,司法必须服从于社会治理的目的。[5]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形态。

在基层司法的治理化形态中,基层法官会根据实际需要对成文法规定进行一些变通,这种变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司法实践以纠纷解决为中心,为此基层法官可能会依据地方性规范来处理问题,而这种地方性规范与成文法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另一方面,案件的处理并不完全依照成文法中所规定的法律程序来进行,法官们会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各种司法技术,表现各自“高超的技艺”,这种技艺都需要以一整套“地方性知识”为基础。

从法庭处理离婚案件的实践状况来看,治理化形态非常常见,这种状况有其内在原因。城南镇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不发达,是典型的内陆地区派出法庭的代表,在这些地区乡村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的很多特征也并未完全消失,比如村庄共同规范与地方性共识虽然逐渐式微,却没有完全消亡;村民虽然都更加注重个人实际利益,但是人情、面子等因素在公共生活中仍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基层法官也像过去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治理化目标。虽然基层法庭在法治化方面走了很多步,但是治理化形态也依然有其存在空间。

此外,派出法庭的司法实践也常常呈现法治化的形态。在法治化形态中,基层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越来越重视成文法中的规定,包括实体问题的规定与程序问题的规定两方面。法官尽量减少对地方性规范的依赖,不再过度使用司法技术。案件处理的各个方面都更加规范化,司法实践活动与现代法治的要求越来越契合。

乡村社会司法活动的法治化形态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有其内在联系,所以在这个体系之内理解这种形态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一 是除去乡村司法权力中的治理化功能,将其复归为判断权;二是公平的看待各方当事人,实现“司法普遍主义”,运用法律规则来处理纠纷;三是通过法律规则在农民之中形成普遍性共识,以化解不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四是让农民的利益诉求以更加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五是禁止行政干预司法。[6]法治化形态有其社会经验基础。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很多村民来到城市务工,他们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半工半耕的模式,他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穿梭于城乡之间,村民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受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行为方式也更加规则化。

这种法治化形态有多方面的原因,它与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司法产生了新的需求,使得乡村社会与国家正式法律有了越来越多的亲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乡村纠纷的案件类型有了变化,随之对乡村司法体系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现在的中国乡村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或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纠纷的样态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农村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村庄中流动性增加,异质性增加,这使得地方性共识日趋崩溃,村庄中出现结构性混乱,地方性规范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时国家正式法律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达成一致意见的中介。在大规模的结构混乱中,村民会希望“迎法下乡”,此时的村庄已经比以前更加需要国家法律来维持秩序。法庭的司法实践也会因此呈现法治化形态。

城南派出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与法治化两种不同形态。一方面,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官可能运用地方性规范和各种司法技术来处理问题,以实现案件的良好社会效果,而完全依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案件则很难实现这种效果,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治理化形态。另一方面,部分案件也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审理,法庭的司法实践也会呈现法治化形态。之所以会形成两种形态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法律规范的变化,三是法院考评机制的强化。其中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法律规范的变化主要使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法治化形态,而法院考评机制的强化则使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治理化形态。

派出法庭的实践方式会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与派出法庭最初设立时相比,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历史中形成的很多实践方式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于过去。这种变化使法庭在处理案件时需要更多的依赖成文法的规定。在过去的法庭调解中,有一个重要“工具”就是社区压力,但是这种“工具”现在已经很难运用。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在去集体化的社会制度变革[7]中,政府逐渐退出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随着国家的逐步退却,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从前那样的监管功能。受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影响,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也不再具有从前的吸引力。因此,法庭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大量的道德权威和物质资源来说服离婚双方接受调解结果。[8]这些都导致了法庭调解方式的变化:法庭会重视对案件进行调解,但是村委会、居委会、当事人的父母等对调解的参与程度大幅降低,法庭进行调解工作的资源变少;法庭的调解也不再执着于维持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当法庭认为婚姻关系无法挽回时也会花费精力对财产分配等问题进行调解。

总来的说,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法庭的调解方式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区别。当传统的调解方式难以运用时,法庭会更加倾向于用正式的成文法规定来处理案件。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法庭的实践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与过去治理化形态占优势的局面相比,现在法治化形态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下面的几种变化是原因之一。

一是离婚条件与程序的变化。二是子女抚养相关规定的变化。三是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此处主要介绍离婚条件与程序的变化。1950年的婚姻法提出婚姻自由的原则,离婚自由自然是婚姻自由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婚姻自由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法律对于离婚的具体条件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文件指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以夫妻关系是不是已经破裂,还有没有恢复和好的可能为依据”[9],这些规定都强调了法庭的调解。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之下,对于婚姻关系的解释和最终的判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因此法院的个体差异对最终处理结果影响很大。

1980年婚姻法也对登记离婚制度与诉讼离婚制度进行了区分,符合登记离婚制度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去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离婚程序。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非常重大的修订,在修改之后的婚姻法中,对于双方当事人都自愿结束婚姻关系的,应该准予离婚;对于一方当事人请求离婚的,可以由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调解,也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10]。感情是否破裂在2001年婚姻法中依然是判断是否作出离婚判决的常用标准,但是这种标准被变得更加清晰。2001年婚姻法中列举了五条非常具体的在调解无效之后应准予离婚的标准[1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结果的可预测性更高,在减轻法官工作压力的同时也有利于防止人们用社会主义道德等理由来对离婚自由进行绑架[12]。离婚程序的简便大大提高了夫妻双方对婚姻的自主权,离婚自由的法律原则能更好的贯彻,与此同时,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也会更加重视相关规定,法庭的司法实践形态中法治化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法律规范的变化主要使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法治化形态,而法院考评机制则主要作用于法庭司法实践的治理化形态。

在对法院的工作绩效进行考评时,结案数、投诉率、上诉率、调解率、发回重审率以及恶性上访事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在这些标准的影响下,每位法官在所有的工作环节中都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使案件顺利结案和顺利执行、如何才能保证不发生恶性上访事件等等。因此法官在实践中不一定会完全遵从法律规定,也可能对其进行一些变通,以实现实体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此过程中法庭的司法实践会呈现治理化形态。

在城南派出法庭中,法院系统的考评机制使法官们非常注重规避各种诉讼风险。法院不仅希望顺利地审理案件,也追求案件的社会效果,希望案结事了。案件在任何环节出现不良状况,不仅会影响法院的名声,也会影响具体承办法官的政治前途。对法庭来说,后者的影响更加直接。而在实践中,这些风险贯穿案件的整个过程,从立案到审理到执行,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会受到这种考评机制的深刻影响,法官在所有的工作环节中都需要提高警惕,尽量规避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法官的这些考量中,法庭司法实践的治理化形态都会凸显出来。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基层社会发生了很多改变,村庄中异质性凸显,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所弱化;婚姻问题也渐渐划入个人隐私的范围,这些改变使得法庭司法实践中治理化形态的基础和资源更加薄弱。对法律规定的重视是法治化浪潮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派出法庭司法实践中的法治化形态。而法院考评机制的影响主要强化了法庭司法实践中的治理化形态。为了法庭与法官的考核绩效,法官需要在案件的全部环节中都十分注重规避各种可能的风险,需要同时考虑到法律规定与案件的社会效果,在此过程中法官会运用各种“司法技术”来达成这种平衡,因此法庭的司法实践会呈现出治理化的形态。

在现代社会的法治体系之内,派出法庭司法实践的法治化形态很容易理解。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南法庭是我国内陆地区的派出法庭,经济不够发达,乡村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的很多特征也并未完全消失,比如村庄共同规范与地方性共识虽然逐渐式微,却没有完全消亡;村民虽然都更加注重个人实际利益,但是人情、面子等因素在公共生活中仍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基层法官也像过去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治理化目标,在这些条件下,派出法庭的司法实践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治理化形态。因此,城南派出法庭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二元形态有其社会根源。

基层司法的治理化形态与法治化形态都有不同的经验基础,时代的发展使这些经验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基层司法实践的形态。

在法治化建设的浪潮中,可能有一天乡村社会能够彻底走向法治,但是考虑到乡村社会进一步变迁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我们距离这一天的到来还有非常长的时间段。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三十年,在这期间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城市的样貌日新月异,但是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村庄仍然有那么多,分布的范围依然广泛,村民的数量依然庞大,村民之间的分层也并不十分严重,而且我们可以估计,在短期内村庄和村民的数量都不会迅速减少,农村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变成城市。

现在在城市中,除了司法系统之外,其它的单位都不再像以往一样参加各种争议的解决。在涉及隐私的各种婚姻案件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大家都不愿意过多参与这类问题。而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法制也是影响农村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传统中逐渐形成的共同规范仍然对主导乡村的秩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基本上不是现代法律可以完全消除的。可以预见到在短期内,这种情形难以彻底改变,乡村社会司法活动的完全法治化可能也难以迅速实现。

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在塑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规则化的世界,在此过程中,司法实践的法治化形态也逐渐获得了日益普遍的现实可能性。但是法治的建立不是政策制定者下定决心的问题,而是社会自身进行重塑和整合的过程。受制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情况,完全的法治化形态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为了更好的满足乡村社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具体而复杂的需求,以及适应法院系统应对内外压力的需要,治理化形态在一定时期内也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司法活动中。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层社会的司法实践都会大体上延续治理化形态与法治化形态并存的特征。这种情形对于基层社会特别是派出法庭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乡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我们才能更好的“送法下乡”。

派出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处在法院工作的最前沿,具有与基层联系最密切、与人民群众接触最直接的巨大优势。我们对于派出法庭的很多构想都需要从乡村社会司法活动的大背景出发,使派出法庭更好的行使其职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1]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3 页。

[2]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页。

[3] 贺林波:《“本文”视野下的诉讼离婚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期。

[4] 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载《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页456-477

[5]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6] 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7] Dreyer, J. T. (2000).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London: Macmillan.Elliot, A.J.; Chirkov, V.I.; Kim, Y; Sheldon, K.M. (2001).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voidance(Relative to Approach) Personal Goals. Psychological Science,12 (6)505-510

[8] 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载《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第467页。

[9] 196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改稿)。

[10] 2001年《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11] 2001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12] 朱丽娟:《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新中国离婚自由规定的变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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