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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制与反垄断的法经济学分析——从“博弈论”角度出发
发布者:更新内容用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7日 浏览:12073 次

政府规制与反垄断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博弈论”角度出发

 

丁赛男*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义不容辞地担当着社会化大生产活动中的居中协调、组织监管职能。我国《反垄断法》自1994年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到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历十多年,足见其高昂的立法成本。这部法律自200881日起开始施行,然而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实施效果如何是我们必须审视与思考的问题。加之市场的垄断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复杂,政府是否起到了有效遏制垄断的作用,政府规制是否在反垄断的前提下起到了促进市场有效竞争的作用,需要我们从“博弈论”的基本原理,通过成本、收益、效率、激励等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字:政府规制;反垄断;博弈论;市场自由;有效竞争

 

一.问题引入

(一)案例导入

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对于市场的自由发展,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竞争交易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开始逐渐加强反垄断调查,大型企业寡头垄断的时代似乎过去。引人关注的是针对汽车行业零部件价格的调查。2014820,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认定电装、三菱电机、矢崎总业和日本精工等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违反《反垄断法》,并对其中的10家企业处以12.35亿元罚款。[①]这是中国反垄断政策推出后开出的最大罚单,中国政府强调此举意在保护消费者,但在其背后似乎能听到保险行业发出的悲鸣。

在国内方面也有相似案例:协商最低价格问题”,中国内陆地区湖北省物价局对省内德国奥迪旗下11家汽车销售商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对此财产保险行业相关人士如此表示。有关部门怀疑在奥迪和销售商之间,今年初就维修零部件价格和修理费达成了价格联盟。这一对抗措施成为反垄断调查的导火线。政府与市场之间关于反垄断方面的措施开始显现矛盾,政府如何举措,如何分工,才能达到绩效最大化,这成为困扰政府的一个较大的难题。[②]

(二)规制的概念解析

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无论是持着何种立场的经济或社会理念,在面对当今社会化大生产与商业交往的现实时,都必须承认国家对经济事务的调节、控制等的必要性,而这也已然成为一项基本的共识。

规制在概念上被定义为“公共机构针对社会共同体认为重要的活动所施加的持续且集中的控制[③]。”当然,现实中人们更多地是从更为狭义的范围内去理解规制一词,这其中的“公共机构”通常是指政府,“重要的活动”通常也多局限在重大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之中, 从而形成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这两个存在区别而又相互牵连的领域。综上,我们可将政府规制定义为:“行政机构制定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并由相关部门加以执行的一种特殊行为。”

(三)反垄断的概念解析

反垄断方面的立法无论是从学术、历史还是逻辑角度来看,本质上都被视为市场视角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社会,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反垄断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而非完全竞争,而类似政治民主或其他目标都是该根本价值的衍生物,或者是基于实践产生的伴生产物。

垄断是我们在经济学和法学中都会接触到的词汇,垄断也一直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然而对垄断的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经济学中,对于垄断的基本解释有:第一,垄断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理论假设,现实中较常称之为寡头市场;第二,垄断是对现实状态的一种描述,本身并不必然是“坏”的。此时,较多将垄断理解为是一种中性的状况;第三,垄断和寡头都是一种将市场集中程度作为单一判定标准的市场状态;第四,垄断只将市场集中程度放入考虑,而不将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进行区分。[④]综上可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垄断和完全竞争一样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情况,不可能在现实市场中出现,因而更多地是从垄断的结构来分析考察垄断。然而在法学界中,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是指:排除、限制竞争以及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直接将垄断行为具象化,将市场趋势直接以具体行为以定义。从微观层面更好地理解垄断的内涵,将垄断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性举措等负面影响明确化。

二.规制与反垄断的关系

(一)存在矛盾

垄断行业中存在着广泛的政府产业,而这对于政府规制举措的施展会有较大的不利影响,也会让《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政府产业规制与发垄断法较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政府产业规制对于垄断行业的干预越少,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会越大,反之亦然。

学界在关于规制与反垄断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一种观点,即重点强调规制与反垄断两者之间的不同,尽管两者都属于加诸于市场的外生力量,但规制的效果既可以体现在政府直接取代市场而进行相应的决策,也可以是采用间接的规制手段从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决策判断;而反垄断的目标仍然重点在于恢复竞争秩序,尊崇市场机制并将其作为根本作用。前文中提到的规制较多地侧重于政府对于市场的种种干预,而反垄断从字义上面理解更应该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行相应的反垄断措施,而不能过分强调外力的干预。

规制与反垄断之间的区别还更多的体现在行政机构管辖权冲突方面,主要是基于可能存在的管辖权漏洞问题。要解决这个漏洞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起对各经济管理机关的职责权限进行合理、高效划分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构建中,应由法律和国务院明确关于机构职责编制并以此确定管辖权力。

(二)渐有融合

具体看来, 鉴于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中对资源配置所起的重要作用,经济竞争被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所重视非常,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反垄断制度也应当是如此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然而经济竞争通常本身蕴含着否定自身的力量,即包括在竞争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在竞争过程中、结果上形成的协同行动或垄断(寡头)状态。这些情形都会抑制市场中的有效竞争,而市场本身对此却无能为力,且市场自身难以获得有效秩序很容易加剧垄断,将市场恶化,因而必须要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才能恢复有效竞争。

基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经济规制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出发,从根本上认可政府具有使得市场机制得到更好维护的能力;而反垄断制度是立根于对市场机制的信任,着力于对市场功能的恢复或纠正而成型的市场机制手段。

总体看来,社会经济规制与反垄断的制度已经在当今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共生成长且渐有融合,因而国家(政府)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维护经济规制和反垄断的历史使命,由此展开了自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浩繁壮观的现代市场法治经济实践。

(三)依托共存

比较规制与反垄断,从他们的共性出发,我们可以将反垄断也归于广义的规制范畴。日本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教授就提出,公共(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协调市场机制在内的问题为目的的,由相关部门即政府做出的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对企业)活动的管制行为。它从实施手段上可以分为两种:“间接规制”和“直接规制”。前者多指为防止不公平的市场过度竞争而制定的“垄断禁止法”、“民法”、“商法”等中的针对垄断行为、不公平竞争及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的规则。后者即可称之为“狭义的公共规制”,主要指政府的相关管制行为,并可进一步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 [⑤]

其中反垄断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经济法在公共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行政主导方面的特性:其它法律实施主要依靠的是法院系统,而反垄断法实施中则是行政机关在占据着主导地位。[⑥]主要是因为要想在市场中真正发挥反垄断的效用,让市场能够在非垄断的境况下得到市场自由竞争最大化,必须要依靠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介入,而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样依靠法院系统被动地解决问题。

总体而言,经济规制的目标范围相较反垄断制度更加宽泛。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垄断实践广义上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国经济规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利用政府对于规制的强制性执行力等,弥补市场自身操作缺陷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同时避免行政规制对于市场的过度操控,利用市场自身的反垄断规律进行规制。如此二者相互调和,弥补不足,互为依托。

三.规制与反垄断中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一)反垄断法自身特殊性的要求

《反垄断法》可谓经济法的核心,素有 “经济宪法”、“市场经济大宪章”之称。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起源追溯甚远,在美国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

反垄断法作为一门法律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兼具两者的特性,需要两者相辅相成。想要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的构建,让反垄断法能最优化地发挥市场经济大宪章的作用,在制定时就必须重视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探索新的思路和科学的指引,并付诸于实践。

所谓法经济学,是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运用的是价格理论 ( 亦可称为微观经济学) ,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其他有关实证及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之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的学科[⑦]。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复合性学科:其一,他以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法律为基础理论,故其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法理学一大重要流派;其二,由于它的深层研究需要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工具,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故其又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法经济学作为分析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法律往往需要利用经济学的特点弥补了其文字性、抽象性方面的局限性,而法律也为法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实践提供了可以量化的、理性科学的标准。

(二)《反垄断法》中的问题

作为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才刚刚起步,其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可见其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1.没有规定高级管理人员与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没有确定明确的追究机制。2.追究违法者缺乏效率与激励。再无明确追究机制的前提下,何谈追究的效率与效果。3.我国当前行政垄断相对于经济垄断而言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传统的行政垄断领域,例如铁路、通信、电力、能源、烟草等行业,《反垄断法》并未对其作出具体的垄断审核的规定,这反而形成了一种利用默示手段来保护行政垄断的局面。如茅台等大型国企在各自领域的独霸垄断或瓜分市场,肆意定价等行为,成了当前中国市场垄断中无人敢于问津也难以问津的乱象[⑧]4.法律规定简单不明确。相应的反垄断法律只有概况的对反垄断行为的否定决策,法律规定过于简单,不仅没有对判断垄断的制定相应的具体量化标准,而且规定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过于单一,惩罚力度没有较强的威慑力,也没有明确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体身份,这些种种都是导致现有法律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的症结所在。当然,法律在颁布实施后除其自身在制定时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外,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完全发挥其立法目标所在。《反垄断法》仍有较多问题无法解决,加之市场中的垄断问题也不可能依靠一部法律或是市场自身解决,除完善的法制之外,一个强有力的符合规制市场需要的机关实施主体更迎合市场需要。

(三)规制与反垄断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规制和反垄断有着共同的实践目标,都是促进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法追求的核心价值所在,更是市场自由化的进一步具体表现。规制与反垄断在相互融合后,经过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与补充,其在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的目的上与反垄断法是一致的,都是维护有效竞争追求反垄断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利用政府规制,对市场垄断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反垄断的执法力度,必须正确运用适用除外制度。

要将市场达到进一步的竞争状态,有效竞争必须将规模经济和竞争的积极作用有效的协调起来。然而有效竞争所体现的绩效,是利用法学原理无法明确解释定义的一种平衡状态。这需要我们利用经济学原理,博弈学理论,找准着重点,明确市场有效竞争的状态,促使绩效最大化。

四.从“博弈论”角度分析规制与反垄断

(一)概念解析

博弈论 (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⑨]。是相关因素影响下追求一定目标而做出相应决策的前提理。对反垄断法进行博弈分析的最大意义重在揭示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从根本上讲体现的就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的过程。以此论证,反垄断法律规范制定的具体规范则是将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结果在法律上进行认定。因而,在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中,相关立法部门都是首先从政府执法,有效遏制垄断,促进市场有效竞争角度出发,然而更应该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考虑企业可能做出的策略选择,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法律是否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及如何规制。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的法律能紧跟市场发展需要,有效地规制企业的行为,有效地保证竞争[⑩]

(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强烈的追求利润的理性意识,企业的理性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这个目标为指导,即其行为的选择都是受到利益驱使,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自然会向倾向于能够获得更大利益的行为选择。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企业必然会研究市场环境及其他主体的战略,结合考量,从而确定自己的战略,因而市场上的各个经济主体都是企业博弈的对象,任何参数的变化都会影响其行为选择。然而企业的决策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忽略对市场整体的优化考量,因而可能对其他主体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其行为选择具有个体性、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作为市场运行的监管主体,其是社会理性选择的当然代表,其决策往往与企业决策相反,带有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为了促进市场整体有效自由的竞争,政府制定的各种市场运行规则必然会在客观上限制了部分企业的理性选择的发挥,尤其是当社会整体理性和企业个体理性之间发生冲突时,作为管理对象的企业只能放弃最优选择,寻求“次优方案”。当然,基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也并非只是一味地妥协,企业也可以自下而上地与政府进行博弈从而影响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从双方的需求出发,将相应的法规完善化,由政府出面调停,将所代表的社会理性和企业理性选择的冲突及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即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与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矛盾,决定了二者都将对方视作自己的博弈对象进行调和,从而使具体的法律、法规更符合市场需要。尤其是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中,将调停者与被调停者的意志都考虑进来,防止出现过分重视政府利益而伤害部分企业利益的僵化局面,也要避免出现因政府放宽市场规制,而让市场过分自由陷入混乱,这具体表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过程。

(三)理论分析

假设政府与企业在具体的情境选择时都是完全理性人(都是为了相关利益最大化进行行为抉择),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政府在面对某一种限制竞争行为时一般有两种选择:1.干预,即将其限制于合理的范围之内;2.放任自流,让市场尽可能的处于自由的状态,将政府干预降到最低。政府若进行干预必然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假设费用为M1,总收益为M(假设市场整体收益为M,分为政府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那么经政府干预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是M2(总收益M减去干预费用M1[11]。此时,企业针对政府的干预政策一般有三种策略:1.保持原有的状态不变,继续从事原先具有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法律的强制性,如果企业不采取相应手段继续采取此策略无异于坐以待毙。此时的企业不但不会盈利,甚至有可能被强制清除出场。2.企业选择退出。此时,企业只需要付出沉淀成本,即相应的前期投入,设其为M3M3<M)。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收益为-M3,即其不仅没有获得收益,反而损失了沉淀成本。3.积极应对。企业在面对政府规制,难以继续垄断的前提下,选择另外一条道路,避免政府的强制力惩处,同时能获得一定收益,设其此时获得的收益为N,纯利润即是N-M3

如此,如果企业保持原先的垄断状态,就将获得全部的利润所得,在此情境下的社会公共利益为0;如果企业选择退出,那么全部受益将自动流向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公众,此时,企业就需要承担自身相应的沉淀成本;如果企业积极应对,其虽不可能获得垄断状态的全部受益,但会获得一定利益,因而不需要承担完全的沉淀成本,相对的,此时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可能达到企业退出垄断时的最大化,需要扣除企业所获得的一部分受益,因而只有部分受益会流向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垄断利润”返还给广大的消费者,根据博弈论的分析模型,(0M)代表的状态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参与者即企业都存在垄断性的选择倾向,市场整体利益被企业占据。而这也正是政府介入的原因,并且是政府所竭力阻止的状态[12]。(M-M3)代表的是企业自动放弃高额的垄断受益,无需政府的干预费用,并且还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沉淀成本的状态。(M-NN-M3)体现的是企业自动放弃垄断地位,另辟蹊径,获取受益并承担相应的沉淀成本的状态,政府虽不需要进行付出干预费用,仍要因相关企业的积极举措瓜分一定的受益,因而此时的社会公共受益是M-N。然而后两种都不符合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竞争者的理性人状态,因而是完全不现实的,不可能发生的。由此,要想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只可能从主动干预入手,选择干预策略。(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显示如图一)

图一.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

针对政府必然的干预政策,企业根据其对市场的评估进行博弈选择,然后在(M2-M)、(M2-M3)和(M2-NN-M3)这三种状态中进行选择。由于(M2-M)的成本过高,代价太大,企业可能面临灭亡的危险,必然不是理性企业的首要选择。这时迫使理性的厂商在(M2-M3)和(M2-NN-M3)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M2-M3)是企业完全退出垄断,将利益在政府干预花费一部分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还给社会的状态,然而这就让企业完全承受了沉淀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此时的损失虽然低于保持垄断的状态,但依然独立需要承担沉淀成本,因而完全退出垄断必然不是企业的最优选择。(M2-NN-M3)则是描述了企业在面对政府规制时可以适当降低垄断,积极应对,在政府可接受范围内从事交易,获得一定的收益,因而此时政府的收益被企业瓜分了一部分,不可能达到M2,即应该是M2-N。经过角逐,企业一般会选择后者,企业不可能完全退出垄断。而此时的政府也不可能在进行市场干预之后,使公共利益仍保持在M2的状态。政府和企业双方经过上述博弈分析,政府必然会选择进行主动干预,而企业也会选择积极应对,争取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因而可以说(M2-NN-M3)是经过双方博弈分析之后最可能形成的市场状态。综上分析,《反垄断法》的基本目的得以实现[13]

五.总结

利用法学原理理清政府规制与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区别联系后,要达成政府规制与反垄断规制的绩效最大化,再难以从学法角度获得技术上的支撑,此时必然需要利用法经济学原理,努力寻找政府规制与反垄断规制的合理衔接点,并以此加快产业政策法治化和产业规制行为法治化的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市场规制的法律制度限制了《反垄断法》在垄断行业中的适用范围时,不能完全拘泥于法律的效力级别,要从大市场角度出发,寻找效益最优的方针。同时要重视《反垄断法》与产业规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以及彼此间系统性的应对问题。如此在对我国的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政策获得初始成果后,仍要特别注意在我国垄断行业中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并逐步放松管制,将《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逐步放大,并防止法律、政策阻碍市场的自身活力的调动与发展等问题的出现。



[①] 日本汽车部件产业遭到美国反卡特尔大棒--财经--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025/c348883-23328922.html

[②] 奥迪垄断案导火索:湖北保险公司不满车企价格同盟_湖北频道_凤凰网 http://hb.ifeng.com/news/focus/detail_2014_08/08/2727927_0.shtml

[③] 张翔. 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J]. 中国法学, 2006, (1). DOI:10.3969/j.issn.1003-1707.2006.01.003.

[④]王晓晔. 行政垄断问题的再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4).

[⑤] 赵红梅.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政府、社会联动模式之构想[J].法商研究,2006, (2).

[⑥] 孟雁北.论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⑦] 邵兴全. 解读法经济学[D].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⑧] 田檬檬. 反行政垄断初探[J]. 河北法学, 2004, (10):123-126.

[⑨] 范愉.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与当代中国法学反思[J]. 中国法学, 2006,(4):38-51.

[⑩]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 胡希宁, 贾小立. 博弈论的理论精华及其现实意义[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2, (2):48-53.

[12] 邢会强. 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J]. 法学评论, 2010, (5).

[13] 王健.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J]. 法商研究, 2007, (2):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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